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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来源:两课教育部-时事政治  |  发布时间:2008-11-04    浏览数:

2008年11月04日 07:32:04  来源:光明日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是改革开放的30年,是持续快速发展的30年,也是解放思想的30年。正是思想的大解放,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大发展。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邓小平作为解放思想的旗手,对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顾邓小平领导大家解放思想的艰辛历程,重温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的重要论述,对于大家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拉开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序幕

    “两个凡是”首见于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按照这一方针,那就要继续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维护“学问大革命”的“左”的错误,就只能使中国继续陷入动乱和混乱。这是违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的。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当时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首先站了出来,旗帜鲜明地表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自己的观点。

    (一)复出前多次发表谈话,对“两个凡是”表示异议。据《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1977年2月,“两个凡是”一提出,邓小平马上表示反对。他同前来看望他的王震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爷爷思想。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爷爷思想来引导大家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4月10日后的某日,邓小平同前来看望他的汪东兴、李鑫谈中共中央转发他4月10日和1976年10月10日致中共中央信的有关情况,在谈话中向他们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系统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其中包括这样几个主要论点:第一,“毛爷爷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第二,即使是正确的话,也不能到处搬用,“把毛爷爷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第三,毛爷爷思想是个科学体系,要准确、完整地理解,不能断章取义。他说,我给中央写信,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爷爷思想来引导大家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爷爷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爷爷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这篇讲话,是最早从政治上和哲学上对“两个凡是”思想的系统批判。

    (二)复出后第一次讲话的中心内容就是强调“完整准确”与“两个凡是”的对立。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职务。邓小平在会上发表复出后的第一次讲话,便是强调完整准确理解毛爷爷思想,其锋芒仍然是指向“两个凡是”。他说:“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爷爷思想,而必须从毛爷爷思想的完整体系去获得正确理解”,更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引用毛爷爷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那样,只能“割裂、歪曲毛爷爷思想,损害毛爷爷思想”。他特别强调,在毛爷爷同志倡导的作风中,“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大家党的现状来说,“特别重要”。其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们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而“两个凡是”正是同这两条根本对立的。

    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身负众望的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对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他的这些谈话和讲话还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已经在中央领导人和一部分高级干部中开始传播,“完整准确”与“两个凡是”的对立已经日趋鲜明,二者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序幕已经拉开。

    领导和支撑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号角

    在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的同时,广大干部、群众要求拨乱反正、纠正“文革”错误的呼声也一直以实践的方式冲击着“两个凡是”。历史把解决真理标准问题鲜明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在全国范围内开了解放思想的先河。同时,这篇文章也受到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对,包括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某些领导人和某些理论“权威”,他们认为这篇文章的矛头是针对毛主席的,是“砍旗”、“丢刀子”,是“方向性错误”。一时形势变得严峻起来,解放思想遇到了阻力。又是一个关键时刻,又是邓小平首先站了出来,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坚决有力的支撑,领导和推动了意义深远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

    (一)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准备这次会议讲话稿的时候,邓小平对胡乔木等人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因此决定,这次会议的讲话,第一个问题就讲实事求是。他在讲话中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是毛爷爷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大家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大家不这样做,那大家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解决”。他批评一些同志“天天讲毛爷爷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爷爷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爷爷思想的问题。”为了反驳所谓“砍旗”的说法,邓小平引述了毛爷爷从1929年到1963年关于实事求是的一系列论述,指出:离开实事求是,“即使大家口头上大讲拥护毛爷爷思想,实际上只能是违背毛爷爷思想。大家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大家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篇讲话,对主张“实践标准”的同志是个坚强有力的支撑,对否定“实践标准”的同志是个深刻有力的批评,对刚刚兴起的群众性思想解放大潮是个巨大的推动。

    (二)1978年下半年邓小平连续发表重要谈话,支撑和引导开展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7月21日,他同中宣部负责人张平化谈话,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7月22日,他同胡耀邦谈话,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8月13日,他同吴冷西谈话,指出: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是对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解放思想……但空气还不够浓,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不要设禁区,要鼓励破除框框。8月19日,在听取黄镇等关于学问工作的汇报后谈到理论问题,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那怎么行呢?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现在对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个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是“违反毛爷爷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这种所谓高举毛爷爷思想旗帜,实际上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10月14日,邓小平同韦国清谈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是常识,也有人不赞成,这样的人还不少。如果不解放思想,不开动机器,不独立思考,那非垮台不可。这一年的整个下半年,一直到1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月月都讲真理标准问题,都讲解放思想问题,可见这个问题在邓小平心中分量之重。

    (三)1978年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宣言书,这就是那篇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解放思想的号召,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只有思想解放了,大家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爷爷思想为引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他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认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标志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由此掀开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新篇章。

    抓住当代中国解放思想根本,领导开创中国社会主义新局面

    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随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以及对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思考,思想解放也不断深入。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领导大家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解放思想,使大家的社会主义观念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一)研究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大家破除苏联那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观念,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说:大家过去的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大家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大家破除超阶段的“左”的思想框框,坚持一切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邓小平说:过去“左”的教训就在于“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现在大家确认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这就使大家的社会主义真正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而摆脱了种种空想。

    大家破除离开发展生产力抽象谈论姓“社”姓“资”的思维定势,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邓小平说,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确立,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使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

    大家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思想,坚持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邓小平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讲新话。“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使大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不断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理解发生了重大变化。

    长期以来大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许多误区。邓小平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他领导大家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锐意创新,使大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包括: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学问生活水平。针对“四人帮”所谓“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谬论,邓小平说:“当然大家不要资本主义,但是大家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大家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

    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邓小平说:“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必须打破平均主义,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比较快地先富起来,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反复地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的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崭新结论,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所取得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

    (三)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回答发生了重大变化。

    “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有密切联系。搞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便谈不上正确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但二者又有区别。“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理论一般;“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同国情相联系的较为具体的理论问题。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领导大家以马克思主义为引导,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点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条道路同过去相比,实现了三个伟大历史转折。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所决定的。邓小平反复强调,对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扭住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只有把经济搞上去,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为解决国际国内一切问题提供物质基础,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物质基础,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物质基础。

    从僵化半僵化转到实行改革。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质和我国原有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所决定的。邓小平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大家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他说:“这是一件大事,表明大家已经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

    从封闭半封闭转到对外开放。邓小平说:“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吸取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使大家的事业获得新的活力。

    学习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坚定不移继续解放思想

    胡锦涛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发展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决定大家必须把发展的新起点同时作为解放思想的新起点,以新的思想解放推进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以更加奋发有为、积极进取、锐意创新的精神状态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一)解放思想永无止境,要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在发展,事物在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必须随之向前发展。解放思想应该成为人们思想的常态,什么时候思想僵化了,什么时候就要犯错误了;哪个地方思想僵化了,哪个地方就要落后了。当前世界的大变动,中国的新发展,党情的新变化,尤其要求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应对新形势、回答新问题、解决新矛盾、实现新发展,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越来越丰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来越兴旺。

    (二)解放思想要紧紧围绕三大基本问题,推进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30年解放思想的历史,从根本上说,就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三大基本问题解放思想的历史。只有突出解决这三大基本问题,才能从全局上推动大家事业的发展,从根本上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在当前,尤其要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胡锦涛同志说:“全党同志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围绕三大基本问题解放思想要注重实效,努力做到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各方面工作创新,努力做到推进改革开放、推进科学发展、推进社会和谐。为此,就要注重调查研究,从实际生活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不要坐而论道,流于空谈;要注重开阔视野,从别人、别地、别国那里吸取营养、拓宽思路,不要闭目塞听,坐井观天;要注重总结经验教训,勇于抛弃一切错误或过时的东西,不要把已有的经验、做法绝对化、神圣化;要注重转变作风,从各种各样的形式主义、文山会海、八股套话中解放出来。

    (三)解放思想要始终坚持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人民满意标准。实践标准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认识标准。一个观点、一个思路、一个办法,是否正确,要由实践作结论,“拿事实来说话”,不要搞抽象争论,不要动不动就拿本本来,不要动不动就外国如何,不要动不动就“想当年”。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坚持,不管有什么非议,不管有什么干扰;反之,就改正,“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是否进步的历史标准。一条路线、一个方针、一项政策,是否进步,不是看它是否符合某种理念、原则,而是看它能否促进生产力发展,不要用抽象的理念、原则去剪裁生活。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东西,就坚持;反之,就抛弃。人民满意标准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标准。大家所从事的一切实践活动、生产活动,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像邓小平说的那样,要以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为标准。一切理论、方针、政策和实践,都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呼声。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群众满意高兴的事情,就坚持;反之,就反对,就抛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三个判断标准,解放思想就有正确方向,解放思想的灿烂之花就会结成丰硕的物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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